新教育實驗，是由朱永新教授發起的，以十大行動為途徑，幫助共同體成員過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為核心理念的教育實驗。自2000年正式發起以來，正以她獨特的魅力深刻影響中國教育的生态。

目前，全國已有61個實驗區、3000餘所學校、300餘萬師生參與了新教育實驗。她已成為國内規模最大、影響最廣、人數最多的民間教育實驗。在當下中國教育改革事業不斷推進的宏觀背景下，她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和重要拼圖。由偏居一隅到遍布全國，從生于毫末到合抱之木，她已成為中國民間教育改革事業走向世界的一張亮麗名片。

新教育實驗的醞釀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

從1986年開始，朱永新教授用近5年的業餘時間投入到《中華教育思想研究——中國教育科學的成就與貢獻》一書的寫作之中，閱讀了大量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不僅系統研讀了西方新教育運動代表人物的著作，更對從遠古到當代的中國教育思想發展進行了梳理。與那些美好的教育理想相遇，激發了創造美好教育的沖動。在完成了這部近80萬字的著作時，冥冥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使命感。

1988年，朱永新教授應約為廣西人民出版社撰寫一部《困境與超越——當代中國教育述評》的書稿。在寫作期間，收集了大量中國教育的資料，既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取得的成績而鼓舞，也為越來越嚴重的教育經費短缺、應試教育等問題而焦心。理想與現實的反差，更驅使他為改變中國教育做點什麼。

1990年，朱永新教授應邀去日本上智大學訪學一年。雖然在德語文化圈研究所工作，但是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考察日本教育。回國以後，主編了一套10餘卷的《當代日本教育叢書》，系統介紹了日本學前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領域的教育發展情況，研究了明治維新以來特别是戰後日本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情況，對近鄰的研究，也讓他對中國教育改革有了一些思考。

1993年，朱永新教授出任蘇州大學教務處長，成為全國綜合性大學最年輕的教務處長。在五年教務處長期間，他先後在蘇州大學推出了必讀書目制度、激勵性主輔修制度、學分制、文科改革試點班、理科強化實驗班等，為書香校園建設積累了初步經驗。

1997年底，朱永新教授從蘇州大學教務處長轉任為蘇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有感于全社會對應試教育的不滿和批評，教育改革嚴重滞後于經濟改革的步伐，也出于對區域教育變革的期待，他開始系統思考理想教育的模樣，先後在蘇州市推出了改造相對薄弱學校計劃、名師名校長行動計劃、農村村小現代化行動計劃、教育信息化行動計劃等，并且在全國率先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這些行動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區域教育的品質，改變了教師的精神面貌，也激發了他進一步繼續教育改革與實驗的願望。

1999年，朱永新教授開始閱讀一些管理學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沒有想到，這本書中的一則故事給了他強烈的心靈震撼：德魯克父子去看望另一個管理學大師熊彼特。熊彼特對自己的學生說了一句讓他刻骨銘心的話。大意是：“我到了這樣一個年齡，我知道僅僅憑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夠的，除非我能夠改變和影響人們的生活”。朱永新教授意識到，這些年他雖然也寫了許多著作，但是其實他并沒有真正走進教育生活，更談不上影響和改變他們教師的生活！朱永新教授決定改變話語方式，改變行走方式，真正地去走近教師，走進他們的教育生活。

但是，從一個學者過渡到一個行動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要找到一個中介，不僅是理念上的轉變、情感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方式方法上的改變。朱永新教授用了很多心思去琢磨、思考。正好在這一年的夏天，江蘇省教育報刊社在蘇州舉行了一次創新教育筆會，邀請他為與會的代表講述他心中理想的教師。這一次講演，讓他找到了自己的教育話語方式，找到了走向教師與教育生活的路徑。講演結束以後，他應邀去江蘇武進湖塘橋中心小學授課帶徒，系統地把自己關于教育的理想與年輕教師們分享。

2000年，朱永新教授把在蘇州和湖塘橋中心小學等關于教育理想的講演集結出版了《我的教育理想》一書，比較系統提出理想教育的一系列目标。這本書點燃了很多教師對于教育的激情。但也有人認為這樣的理想是天方夜譚，覺得應試教育的體制讓校長老師帶着鐐铐，根本無法實現理想。朱永新教授認為，教育的智慧就在于從現實的教育空間中尋找最大的發展可能性。在同樣的制度環境下，有的學校做得風生水起，有的老師做得有聲有色？根本的原因還在于自己。所以，創辦一所學校，為中國教育探索一條新路的想法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0年11月，作為新教育實驗誕生的标志，《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不僅是因為這本書直接“催生”了新教育，還因為新教育實驗最初的一些理念與思想，源自這本書對于教育問題的思考和對于教育理想的追尋。為了區别于曆史上的“新教育”，稱之為“新教育實驗”。

2002年9月，第一所新教育實驗學校在蘇州昆山玉峰實驗學校正式起航。